1985年8月12日，北京西郊傍晚闷热，国务院副秘书长李灏正匆忙整理资料，一纸调令放在桌角，字迹清晰——赴深圳任市长。身边老同事低声说：“下去干？风大浪急。”回答只有一句：“时间不等人。”
调令并非空穴来风。早在1980年，李灏就参与起草经济特区方案，熟悉广东，又懂财贸。中央酝酿几年才拍板，他却始终没料到自己会被推到台前。这份意外，也让多位领导连夜找他谈话，关切异常。
谈话最遗憾的空白来自邓小平。小平同志三次托秘书约时间，可李灏得赶去广东参加专题会，再去深圳作预调研，两头错过。多年后回想，他仍惋惜：“若那一席谈成，我的思路会更加明朗。”
彼时的深圳，只是宝安县掘起的新城。1979年撤县设市，当年财政收入还在两位数千万徘徊。蛇口工业区才开荒两年，道路尘土飞扬，但工地里机器轰鸣，袁庚那句“时间就是金钱”已传遍南海岸。
建设势头虽猛，争议却伴随。有人称特区是“试验场”，也有人直指“政策洼地”。李灏动身前，朋友再三劝阻，“是非多，何苦？”他轻描淡写回应：“不去看看，怎么知道路在哪？”
9月初，他抵深。第一件事不是开会，而是骑着吉普跑遍珠江口岸、罗湖口岸和关外几十个工棚。二十天里，他记下厚厚两本笔记：地价、汇率、劳务、交通，每页都圈圈点点。紧接着推出市长办公会议制，周周碰头，决策不过夜。
当年秋天，“特发外汇案”横空出世。中纪委专案组带走特发公司两名干部，舆论哗然。李灏调卷宗、查账，现场拍板：“合理不合法，不该抓人。”一句话顶住压力，也为外汇调剂市场埋下伏笔。
11月，国内首家外汇调剂中心在深圳挂牌。买卖双方明码议价，人民银行托管清算。所涉业务远超当时法规，李灏向中央连发三份报告，论证改革必要性。1987年，国家外汇局下文确认试点合法，尘埃落定。
经济体制改革走在前头，行政制度也须跟进。1987年春，他借鉴香港廉政公署、新加坡反贪局做法，力推设立监察局。起初反对声骤起，有人质疑“多此一举”。他挨个登门劝说，终获通过。同年，投资管理公司成立，政府职能初步分离。
产权改革紧随其后。国有企业改股份，民营资本获准进入。1988年4月1日，深圳发展银行股票柜台交易开张，一天成交过百万。外界惊呼“新把戏”，李灏淡然：“股权流动是趋势，证券市场就该落地。”
同年秋，他赴伦敦招商。当听到基金经理一句“只能买股票”，他意识到交易场所已成当务之急。回国后，组团赴港与新鸿基证券谈判：拿出总体方案、法规文本、培训名单，一条条敲定。
筹备期间，多头审批迟迟未决，黑市却已沸腾。1990年初，柜台股票被炒至离谱价格。李灏带队现场办公，每日督促进度。12月1日，深圳证券交易所先行“挂牌试营业”，仅5家上市公司，却标志着国内正规证券市场破土。次年7月，国务院批复，交易所补办开业证。
有人打电话到市府质问：“资本主义那一套为何搬进来？”一位老同志甚至扯着他的袖子提醒：“股票风险太大。”李灏只回一个词：“试错。”后来，市府明令处级以上干部不得炒股，他自己家属买的200股也全数上交。
1991年，受国内外环境影响，深圳楼宇停建、投资锐减，基建队伍撤离，街头冷清。李灏焦头烂额之际，邓小平南巡计划浮现。1992年1月19日，小平同志抵达深圳火车站。碑石上只留二字“深圳”，寓意“特区不停站”。
随行人员还记得，李灏向小平汇报：“我们会尽量少犯错。”小平笑而不答，旋即说道：“先闯，再改。”这一提醒让在场干部如释重负。南巡讲话公开后，建设队伍旋即回流，停滞项目再度开工。
8年任期，李灏几乎把所有关键制度都试了一遍：土地拍卖、独立海关、社保统筹……很多触及旧框架，但在特区法定权限内摸索前行。1993年春，他调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，深圳市委书记一职交给接班人。
离深前夜，他站在市府大楼顶层，看向罗湖口岸灯火。身边秘书问：“心里还放不下？”他淡淡道：“守好特区，比争论成败更紧要。”2005年，他出任深圳经济特区研究会首任会长，仍时常叮嘱后辈“别把特区弄丢”。
从“空降”那天算起，李灏在深圳整整八个年头。外界曾称他“先生孩子后领证”，他说这只是顺应潮流。有意思的是，直到晚年回顾往事，他仍把那三次错过的小平谈话视作缺憾。可事实证明，南海之滨的那座试验田，已用结果给出了最好回答。
倍悦网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